人物简介
宁雨，本名郭文岭，河北省文联《当代人》杂志主编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河北省作协会员、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河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。
业余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兼及小说、纪实文学和评论。曾获第二十四届全国孙犁散文奖，获河北散文30年突出贡献奖，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届河北省散文名作奖一等奖等专业奖项。作品散见于《长城》《读者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青海湖》《鹿鸣》《小品文选刊》《文存阅刊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燕赵晚报》等多种报刊杂志。《团圆》《家风》《海棠依旧》等多篇作品入选年度散文选本、主题文集、中学语文试题等。出版散文集《女儿蓝》、长篇小说《天使不在线》。
一棵谷，照满屋文/宁雨
煤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是村夜绽开的花朵。
灯光如豆，灶台、风箱、锅碗、水瓮，盛面的毛罐，盛米的泥斗子，还有堂屋墙上挂的小农具，这些白日里跟人一样操劳的小物事们，尚不肯安静。有一丝一丝的风从门缝里吹进来，它们便摇晃着自己的影子，相互嬉闹。
这如豆的灯光，能传递到很远的地方。下田归来的男女，村边疯跑的孩子，沟渠边吃饱了的老绵羊，河里游累了的大白鹅，各自循着灯光找到自己的村子，跑回自家的院子。家家户户相似的土墙院、相似的毛头纸窗，但那灯光，就像主人种的地、养活的孩子，总有独特的记号，不会错的。
对一个庄稼人来说，做盏煤油灯简直是手到擒来。常放在我家灯龛儿里的那盏，就是母亲做的。
一只小空瓶子，是灯的腹嚢。小瓶的铁盖子中央，穿一个大小合适的洞，把泡过煤油的棉捻儿穿出来，再把穿开的铁皮花压在周围把捻子固定住，一盏简易的灯就做好了。
灯好做，瓶子却是稀罕的。家里有孩子用完的墨水瓶，会马上被宝贝一样存起来。不只是瓶子，哪怕一小块玻璃，一小截铁丝，都会被妥帖地密藏起来。孩子们找不到，老鼠也蹬不掉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它们将派上什么用场，但总有机会，主人顺手把他们找出来，为其安排一个最恰当的角色。就像这小空瓶，突然之间便得到被重用的荣耀。
姥姥管煤油叫鬼子油。她发现瓶子里的油要见底了，就喊：“小大儿，快去打点鬼子油。要不，咱们今儿黑下可就得摸黑儿了。”每次，我总纠正：“姥姥，那叫煤油，不是鬼子油。”姥姥嘿嘿笑，笑得缺了半颗门牙的嘴像朵老残菊花：“惯了，惯了，俺年轻时才叫鬼子油呢。”姥姥说，没有煤油之前，人们点灯用黑油。黑油，是炒熟的棉花籽榨的。煤油，最初是外国来的洋货，因此上老百姓喊它“鬼子油”。
不管煤油、黑油，灯捻子稍稍挑得大点，煤油灯就满屋子冒黑烟。小时候，我的鼻子眼儿永远是黑的。一个挺秀气的小姑娘，鼻子里藏着两条烟囱，想想，怪好玩。
吃罢晚饭，煤油灯从堂屋的灯龛儿移驾到里屋。我写作业或看书，费眼，灯放在我的头前。姥姥纺线，母亲纳鞋底，父亲拧棒粒儿，他们都说，有点亮儿就好，相互尽让着，每次，都是父亲离灯最远。一家人忙着各自的事情，并没有谁认真计较灯光的明暗。纺车嘤嘤歌唱，棒粒子瀑布般跌落在笸箩里，细麻绳儿噌棱噌棱穿过鞋底儿，妹妹、弟弟熟睡中匀细地呼吸。这些，就是最甜美沉静的家庭音乐。
冬夜长，偶尔，家里什么活计也安排。我的作业早写完了，妹妹、弟弟贪恋着姥姥讲笑话，谁也不肯入睡。母亲起身去堂屋，洗块胖胖的红薯，切成均匀的薄片，一片一片贴在煤炉子的肚皮儿上。红薯香甜的味道，慢慢在屋子里弥散开来，最后变成略带焦糊的香，逗引得我们姐弟三个大咽口水。“我给你们猜个谜吧。对了，让你娘犒赏你们，烤花生。”姥姥的谜语，是用来转移我们注意力的。不然，小弟弟会耐不住性子从被窝里蹿出来，抢那些将熟的薯片儿。
“你别又是让我们猜那个‘一棵谷，照满屋’吧，都老掉牙了，谁不知道。”妹妹小声抗议。“一棵谷，照满屋”，谜底是煤油灯，两岁时，我就记下了。跟姥姥在一起，不是讲笑话就是猜谜。她出的谜，简单而有趣，谜底就待在屋子里、院子里、田地中。许多村庄物事，我都是跟着姥姥猜谜学会的。此刻，猜谜是个引子，姥姥其实想让我们解解馋。母亲最明白姥姥的心思，这次，她端了“一棵谷”去堂屋，先把灯安置到高处，然后登着板凳从挂在放灯的置物架上取下半袋子花生，掏一大把，再把花生袋子原处放回。烤花生，是在炉火将灭的时候放在炉圈间的空隙里。那些余热，似乎拿捏得很准，能把花生烤得格外酥脆浓香，壳儿却只是微微的黄。灯止了，花生的香味还没出来，红薯的甜尚在齿颊间纠缠。这样的夜晚，我们睡得很美。
母亲买过两本小说，一本叫《小英雄雨来》，另一本叫《桐柏英雄》，后来那个著名的电影《小花》，就是根据《桐柏英雄》改编的。有小说读的日子，她常跟我争油灯。除了写作业这个至高无上的理由，我没有办法不让着母亲。直到她把小说看了三四遍，我才有机会在写完作业之后，搭着“写作业”的顺便车飞快地偷看上十几页那些属于娘的闲书。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，很长时间都坚定地以为，所有厚厚的书都是小说，一两页就完的文章叫“课文”。
夜来串门闲唠，是家乡的积俗。沾亲带故的，本族族人，四邻八家的杂姓邻居，都兴晚上走动。谁家的窗上亮着灯光，就是随时决定的串门目的地。街门吱咛一声响，报告主人有客来了。串门也扎堆儿，大姑娘小媳妇，好往我们家里凑，请母亲帮着裁衣服或铰鞋样子，请姥姥帮着盘纽扣，一个芝麻大的理由，就能唧唧呱呱一晚上。老爷们儿，常到生产队的牲口棚去，那里有人长篇大套地讲古书。也有一班儿爱玩牌的，晚饭后一抹嘴儿就溜到老东山家里玩纸牌、打天九。老东山是个光棍儿，设个小牌局，供爷们儿们解闷，他落个热闹高兴。村庄里，谁家灯油熬得费，保准好人缘儿。
读初中学校要求上夜校。我家离学校远，母亲特地到集市上买了盏带玻璃罩子的小马灯。小马灯也烧煤油，灯捻子大，像个喝油的小牲口。但有几样，是家里的简易煤油灯不能比的，一是亮，二是不怕风不怕雨，三是不黑鼻子眼儿。
夜渐深沉，提一盏小马灯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心里那股子神气劲儿，似乎要把整个世界都给照亮了。
??城深街细细文/宁雨
这风，仿若一个穿粗麻裙的高挑女子，走得不急，只见得裙裾款款摆动，气温却急慌慌地回应着，一夜间下降了十几度。街，更贪睡了，早晨六点多钟，一切的物事还笼在幽暗的光影里。
此刻，街上最撩动人心的主角，是那些泊在垃圾站前的城市环卫专用三轮。清一色的浅橘红，见棱见角，却又分明是温情脉脉的，与黢黑的栏杆、婆娑的树影、灰白的墙壁，恰到好处地配合、冲突甚或对抗。环卫三轮，总离不开它的主人左右。比如今天，环卫工们一定比平日都来得早。你看，路牙石旁边，国槐的落叶已经打成了堆儿。街的那头，有几点模糊的浅橘红慢慢移动着，是他们在劳作。说实在的，我个人并不赞赏今天这样的劳作。那些落叶，自然堆积在路边多好呢。这条街的街树，是清一色的国槐，落叶也绝无搀杂，都是鹅黄浅绿的薄薄的写满筋脉的卵圆，素朴而内秀。待到太阳升起，小小的叶片在风里聚成群，舞着蹈着，从行人的眼前经过；细听，他们还唱着一种太行山里的民间小调。那些舞蹈，那些歌唱，会让一条街的整个落叶季平添一抹小小的浪漫。
当然，落叶情结，不会影响我对这群早起者的敬意。甚至，他们偶尔在黎明前粗声大嗓的招呼、调侃和嬉笑，那么粗糙地打破一条街的晨梦，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。他们的恣肆、粗糙，才更真实，更轻松，更自在。一如我居住了十年的这条街，跟这座都市里会聚了诸多酒吧、练歌房、咖啡馆、茶楼等所谓时尚元素的名街相比，有些破落、土气、保守、不起眼，可是，它踏实、静气，有点像闹市中的隐者。
街上曾因为发生过一条新闻，而在省城名噪一时。那是三年前，街道连续三次出现大面积路面塌方。于是，“**街塌了”“**街又塌了”“**又又塌了”，作为头版头条，相继出现在一份在市民中很有影响的报纸上。那段时间，我跟人说话都变得有些口吃了，似乎是受了“又……又……又”的心理暗示。跟着新闻，来了一批又一批抢修人员，机器轰鸣，挑灯夜战。奇怪的是，看热闹的并不多；如我这般好事徒，也只是晚上遛弯时，顺便扒着施工围挡的缝隙，看看进度，转身便走了。因此，出事时，街上的秩序还算井然。还有一桩值得一提的事件，是街中央丢过一个雨水井盖。所幸，井盖没有造成更大的事端。在我这个早起一族发现井盖丢失时，雨水井的周遭已插满干树枝作为警示。没有人去追寻好人好事的线索，也没有人为了公共设施被盗而愤愤不平。街上的人，依然我行我素。据说，街上也安装了治安电子监控系统和电子警察。不过，我从没注意过，也不知道它们在什么位置昼夜站岗。
我最喜欢的，是在风日晴好的白天或者晚上街灯亮起来以后，在街上悠闲地逛来逛去。修修自行车，钉个鞋掌，换颗夹克上的扣子，买把儿芫荽、香葱……随便一个差使，便是我掐掉网线，蹿到街上的理由。一来二去，街上的三教九流，多数都能混个脸熟。街角卖菜的，是河南来的小两口儿，秤上口碑很好，给买菜的老回头客们“阿姨”“大姐”叫着，就像自家人。修自行车的肢残大哥，竟然是我的同乡，她老伴下岗，俩人一块照顾摊子，顺带帮大女儿看着小孩。修车间隙，大嫂给大哥续点茶水，拉个家常。有时候，大嫂读一本厚厚的《圣经》，那书该有些年头了，纸面的边缘打着卷儿，甚至污了茶渍、菜汁。好在，书的污损，并不影响那个天性开朗的女人忙中偷闲，在书页的深处寻找她的流着牛奶和蜜的圣地。
有个叫春树的理发馆开在了巧瑗理发馆的对门。店主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身材纤巧，一双眼睛像清早的湖水，神情上看着就个学生。小姑娘的店一开张，巧瑗这头儿清闲了几天。清闲下来的李小莉，坐在自家店门口，二郎腿搁在另一个小凳上翘着，嗑瓜子、喝茶，得谁走过跟谁唠两句闲话。没过多久，一街上的人都晓得了“春树”的底细。小姑娘来自一个山区县城，原本是跟另一个女人合作开店的，那女人比小姑娘大个五六岁，有夫有子，可是他的丈夫迷上了外面的世界，十天八天不着家，回趟家，张手就朝女人要钱。女人对小姑娘好，比对亲妹妹还好，好到眼神都离不开小姑娘的身子，剪发剪破了顾客的耳朵。后来，女人就跟小姑娘闹掰了，小姑娘来我们街另立门户。到“春树”理发，洗头、剪发、护理、染烫、收款，里里外外都是小姑娘一个人儿。好在街上的人尝过新鲜之后，重新归顺了巧瑗，小姑娘并不忙碌，甚或半天也不开一个张。小姑娘手里眼里忙着，一张嘴也不闲，自始至终与我聊天。她以为我是个教师，并且把教师等同了心理咨询师，所以，她很急切地与我讨论着关于交友、恋爱、家庭、同志这些既深又浅的问题。她说，等我在她的店里染够三次头发，就送我一瓶纯植物萃取的营养液。
街北端，死葫芦头儿，是所重点中学，没人说得清它有多少年的历史。学校是不是出过什么重要人物，也未经考证。不过，我们的街很沾了学校的光，是真的。
每到上学时间，学校门口就站着八个纪律执周生，一般是四男四女，分列两厢，着统一校服、披绶带。，有老师到来，全体深深鞠躬施礼，口曰“老师好”。逢到这样的情景多了，便生出学校原是当代最大书香门第之慨叹！有了学校，这街也就有了书声，染了一点书卷气。街上的书亭，竟有《国家地理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之类的杂志可以买到。运气好的时候，碰到的就不是学生打架、在机动车道上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的恼人状况，那是早晨，用功的孩子在清冽的风中朗声背诵英语课文。不过，学生调皮的样子，也很可爱。逆风，一个孩子驮着另一个孩子来上学，骑车的自我鼓劲，“加油！加油！”，坐车的伸胳膊踢腿狂喊，“漏油！漏油！”，让人莞尔。
街上的各色食档，好比学校这个大树上的寄生植物。我之所以叫他们食档，实在是因为它们太简陋，甚至连个门脸儿也不是。那些食档，有固定的，也有流动的。固定的，比如街北头的一家油条豆腐脑、一家煎饼果子、一家怪味儿鸡、一家水豆腐、一家油酥烧饼，街南头儿的一家驴肉火烧、一家鸡蛋灌饼、一家小笼包子、一家烤红薯；流动的，更多也更富于诱惑，炸馓子、麻花、排叉、豌豆黄、荞麦扒糕、麻辣串、铁板鱿鱼之外，还有荷叶江米年糕、蜜枣竹桶粽子、爆米花、驴打滚、炸薯片、香饽饽、麦德基、珍珠奶茶、牛肉板面、糖葫芦。不同时令，不同节气，街上总会及时地冒出一两份新的“口水档”，被放学的孩子围个里三层外三层。
街里有个垃圾转运站，曾为我家一位偶然来访的客人所厌弃。她是一位青春女子，大概尚未经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淘洗，一见到我，就诉说与垃圾转运车相遭遇的不幸。告别时，她是捂着鼻子走过转运站门口的。我天天路过它，却感觉不到一点异味了。我想，这个转运站，很像这街的一个排泄系统，虽大俗，但须臾不可或缺。有意味的是，转运站的旁边，今年春天开了一家牛肉罩火烧、牛肉蒸饺馆子，铺面不大，却买卖红火；紧邻馆子的右边，是个寿衣店，昼夜不关门打烊。这垃圾转运站、馆子和寿衣店，兄弟般亲密无间地连在一起，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隐喻？
居住十年，我还摸不准这街的脾气。寒风凛冽的傍晚，街灯是抬头可见的一点暖意，那牛肉板面的香、辣、咸、厚的热气，跟着风的脚一起舞蹈或奔跑。夜深的时候，还有人家传出钢琴练习曲悠扬的声调，间或，也能听到长尾巴灰喜鹊的一两句清唱。
春树理发馆，果然中了巧瑗的谶语，没过完一个冬天就关门大吉了。阳光普照，巧瑗站在她的店前，白底绿字的招牌重新漆过，“我行，”几个字古怪而鲜亮。可能因了大作家村上春树的名字吧，走过早已易主的“春树”的位置，心中总是无来由地疼，期待着来一场雨。我固执地以为，春树和小姑娘，就是在一场雨结束的时候离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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